新媒体运营环境下传媒业如何塑造专业性

内容提要:未来的传媒业的专业性,是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实践的专业性。尽管不同主体在未来的传媒业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其专业性表现和实现路径也会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建立在“公共性”的基础上,也就是遵从公共价值、为公共目标服务。


无论传媒业的边界与版图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它的社会环境监测、舆论监督、社会整合、文化传承等功能都不应消失,其职责的履行仍须由专业性支持。但不可否认的是,既然生产主体、模式和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传媒业的专业性也将升级,由多种主体以多种方式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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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传媒业如何塑造专业性?


专业性再定义:多元主体与多重路径


边界消融之时,过去只属于专业媒体的专业性,也必然向其他主体延伸。除了媒体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持外,各种参与公共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主体,都需要某种程度上的专业性,即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和专业伦理。因此,未来的传媒业的专业性,是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实践的专业性。尽管不同主体在未来的传媒业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其专业性表现和实现路径也会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建立在“公共性”的基础上,也就是遵从公共价值、为公共目标服务。


(一)职业媒体人:坚守专业主义、再树专业性标杆


对于专业媒体的从业者,或者以自媒体方式从事着职业化新闻生产的内容创业者,新闻专业主义,仍应是其核心坚持。新闻专业主义是大众传媒理念、价值观和操作方法的整个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客观性”,这是美国新闻界最初为了应对言论市场的众说纷纭而采取的一种可信化策略,后来发展为一整套制度和规范。


学者郭镇之指出,在发达国家,新闻专业主义及其媒介伦理是在自由的前提下,新闻界对媒介传播的自我要求、道德审视与行为约束。新闻专业主义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责任理论”,主要指自律,即这种职业共同体内的自我规范和相互监督。


但由于客观性界定的复杂性以及在新闻操作层面存在的障碍与问题,对于新闻专业主义一直存在着各种争论。即便如此,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传播规范的遵守与道德伦理的自律一直是媒体的基本要求。公民新闻兴起以来,对专业主义的讨论进入一个新层面:全民参与,是否会挑战新闻专业主义,是否意味着专业主义的过时?学者胡翼青指出,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在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层面,自媒体与公民新闻都不会对传统媒体和新闻专业主义构成威胁,而且自媒体的出现将意味着新闻更加专业,定位更加明确,信息传播更加繁荣。


像他一样,多数研究者和从业者对自媒体时代专业主义的坚守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在认识中,人们也容易陷入某些误区:


一是把过去传统媒体由行业垄断所带来的影响力归因为其专业能力,或等同于专业主义。传统媒体的杀伤力曾经一度被称为“魔弹”,但这种魔力有时只是由其天然的地位所赋予,并非一定是由实际的专业能力所支撑。认为坚持传统媒体既有机制和以往做法,就是坚持专业主义,或者把任何挑战传统媒体以往权威的做法都视为对专业主义的威胁,或许都是思维上的惰性。


二是把专业主义视为传统媒体的专属。尽管目前内容生产的专业力量主要来自于传统媒体,但是,也必须看到,新的专业力量正在传统媒体之外酝酿。这既包括一些体制外的新媒体,也包括一些正在专业化的自媒体,尽管它们难免受到商业利益的干扰,某些时候会与专业主义原则冲突,但它们如果要保持持久生命力,也会将专业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坐标之一。


但无疑,专业媒体仍是专业力量的核心支柱,也是专业主义主要的实践者。在各种主体用各种方式谋求专业性时,职业媒体人也应当成为专业性的标杆。但新的时代,他们的专业性也需要一些新的专业能力做支持,包括跨媒体协作能力、社会化媒体应用能力、内容运营能力、数据素养与人机协同能力等。


对于未来的专业主义与专业性的构建来说,职业共同体或许会成为重要的支持单元。国外学者桑德拉·鲍敦指出,正是同事关系,构成了新闻实践的核心,并且赋予了个体新闻工作者抵抗近年来破坏新闻专业性的外部势力的力量。他还认为,同事间的这种团结产生于个人对新闻规范目标的认同和内在化。这种价值观的内在化,使得专业人员跨越新闻编辑室,跨越国界,互相提供道德支持。鲍敦所说的“同事”,显然是一种广义的概念,指的是新闻业的同行,连接不同机构、不同国家的同行的纽带正是专业主义价值观与专业性目标。传统媒体时代的一些机构形态在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职业媒体人或许不再囿于媒体单位,但他们会通过专业主义的纽带获得同行的合作与支持,在各种形式的职业共同体中寻找归属感。职业共同体也会成为职业理想、规范与伦理道德的倡导者、专业主义实践的推动者。


(二)个体:从信息消费者素养向生产者、传播者素养扩展


尽管专业主义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但有国外学者认为,新闻专业性应是将当下对民主化的疾呼与传统价值(尊重事实、着力调查、独立话语、谦逊、守信、责任感和服务公众等)相结合。今天作为民主化一部分的公众参与,正在与专业媒体的专业实践相结合,为专业性带来了新的诠释路径。


针对新媒体形势下传播主体与传播模式的变化,学者吴飞提出了“专业主义2.0”的想法,他认为,未来的新闻专业主义,将不再是一种行业性的专业精神,而是所有参与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个体普遍需要遵守的交往信条和基本精神,换言之,新闻专业主义远不会消失,只不过“新闻专业主义2.0”时代,新闻专业主义将会内化成个体交往的基本规则,每一个个体都是这一规则的立法参与者,也同时是阐释者和监督者。他指出,哈贝马斯认为,在交往行为中,语言需要同时承担认知、协调和表达的功能,并要同时满足“四个有效性的要求”———可理解、客观真实、道德适当、真诚。这些都是未来的“新闻专业主义2.0”必须汲取的内容。或许对于普通个体来说,“新闻专业主义2.0”是一种长远的理想,每个人都具备专业主义精神甚至是难以企及的,但让参与公共信息传播的个体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或专业能力,是可能的。


从现实来说,公民的媒介素养的培养,是他们向专业性迈出的第一步。但新媒体时代的公民媒介素养,不只是传统的“媒介素养”所指向的信息消费素养,更包括信息生产与传播素养、社会交往素养、公共参与素养等。这些素养培养的共同目标,是帮助个体建立起良好的辨识力、交往理性以及社会责任感。当然,无论素养如何,普通个体都难以用专业化的方式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客观性”,这也是未来专业媒体必须存在的理由。


(三)非媒体组织:在公共传播方向下构建新媒介素养


今天,媒体以外的各类组织都在利用新媒体进行组织传播。传统意义上,组织的对外传播,更多是一种“宣传”与公关行为,是为组织利益服务的。但当各类组织运营的新媒体成为媒体和公众的重要信息源,它们的传播,必然成为公共信息传播的一部分。出于公关目的,对组织的相关信息进行造假、夸大、遮蔽等,不仅可能给组织带来危机,也会给整个信息环境造成污染,误导公众。因此,各类组织的媒介素养,直接影响着整个信息环境和内容生态。


未来,这种素养不仅仅指向以组织利益为出发点的信息传播的能力与技巧,也应包含在公共价值与目标下信息传播行为的规范与约束,过去面向专业媒体提出的一些新闻传播规范与伦理,未来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非媒体组织的传播。组织的领导者,虽然不一定直接参与组织的对外传播,但他们对组织传播的思维及内容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些领导者的媒介素养,也应该成为组织媒介素养的一部分。


(四)媒体新技术的拥有者:遵从技术伦理与新闻传播伦理的双重约束


掌握着新技术的公司,特别是平台、算法、数据技术的拥有者,在未来的公共信息生产的专业性的重塑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对于平台来说,平台在内容生产和分发上制定的规则直接决定着内容产业的生态,也决定着内容产业的未来。无论遵从什么样的流量规则与逻辑,公共利益的关怀,公众知情权的满足,真实、充分、平衡的信息生态,都应该成为平台的核心法则。在公共利益与平台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平台的自律与他律就显得格外重要。


而对于信息分发起到越来越大作用的算法,也需要兼顾个性满足与社会整合的平衡、分发效率与公共责任的平衡。同时,针对算法可能带来的问题,也需要相应的伦理规范,例如,减少算法中隐含的偏见与歧视,尊重个人的隐私权等。


今天,数据作为一种新能源也在深层影响传媒业。这既体现在数据新闻、智能化内容生产、算法分发这些业务层面数据的注入,也体现在数据资源杠杆对整个传媒业格局的撬动。数据的拥有能力、获取能力、分析加工能力等,都是一种权力,而这些权力的拥有者往往也是传统媒体之外的新技术企业。数据这种新权力使用的失范,可能会带来巨大的风险,无论是技术能力的限制还是利益的裹挟带来的数据的滥用、失真或误读等,都会是对内容生态的另一种污染,可能影响公众的认知与公共决策。数据应用伦理,在未来也将是传媒业专业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新媒体技术为传媒业带来了各种新可能,但它也可能成为脱缰野马。技术的能量越大,就越需要规范与伦理的约束,这既包括技术伦理,也包括新闻传播的专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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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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